土地征收的立法宗旨应该有二：其一，确保土地征收的顺利进行，防止被征收人无理拒绝或漫天要价而使社会公共利益无法实现。

因此，社会学的解释方法，可以支持目的解释的结论。但这样的解释结论，既不符合前已述及的规范性质，与整个句子的文义解释相矛盾，也与目的解释的结论不一致。

（三）引发的不良后果土地征收中发生的问题进一步引发了其它更为严重的问题，主要有三方面：1.耕地急剧减少，危及粮食安全由于征收过滥，大量耕地被占。我们认为，只要符合下列两个条件，就构成了征收：（1）财产权人遭受的损害是一种特别的、难以忍受的损害，而非普遍性的、所有的人在同样情况下都必须忍受的、轻微的损害。这时也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申请征收人也应享有法律规定的一切程序性权利。如果说《宪法》第10条内部只是存在潜在冲突的话，《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简直就是明目张胆地违宪。在经济学上，存在所谓的公共物品，此公共物品有两个特性：一是供给上的连带性，即某一公共物品一旦生产出来，无论其利用者是增加还是减少，都不影响该公共物品的供给。

第44条规定，因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用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4）分配标准不明确《土地管理法》没有对征地补偿费用的分配做出具体规定，《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只是原则上划定了征地补偿费用中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的所有权归属。三、我国行政诉讼立法目的之重构关于立法目的问题，在行政诉讼法出台之前就一直争论不休，最后行政诉讼法采取了综合的观点，但这并没有终止理论界对此问题的争论。

只要不违反国家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其表达意愿的对象可以是任何国家机关，可以采用任何表达方式（书面或口头），可以在任何时间提起。在立法者选择立法目的时，除了考虑性质的决定作用外，一国的现实需要和客观环境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正是这种现实需要导致各国行政诉讼立法目的的差异，但这种差异终究只能在性质所决定的立法目的多重选择范围内变化。从理论上来看，撤诉审查是对原告行使诉权的限制，借以达到监督行政之目的。多元目的并非是简单的多元，确切地说是一元指导下的多元目的。

立法者的这种选择并非是纯粹的主观意志，首先，目的的选择只能在性质制约的范围之内进行，不能超出性质所决定的目的范围。相应的行政诉讼也应具有三方面的目的：解决纠纷、监督行政与救济权利，任何一个国家的行政诉讼制度只能在这三个立法目的之间变动，不可能超出这一范围。

立法目的是任何一部法律的出发点和归宿，贯穿于该部法律的始终。有学者指出，中国行政诉讼的惟一目的是保护相对方合法权益。第二，行政诉讼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法律监督制度。诉讼制度的具体设计必须有利于纠纷的实际解决，但行政诉讼制度的设立并不仅仅是因纠纷解决的需要而出现的，更重要的是其监督行政与救济权利之价值。

我们对行政诉讼性质的认识应上升至宪法层面寻找答案。有学者认为，复议权和诉讼权属于我国宪法规定的申诉权范畴{7}。追求某种脱离开该法律性质的所谓目的必然偏离法律的实质，从而可能使得其所制定的法律是彼法而非此法。行政诉讼法关于法院对原告撤诉审查的规定正体现了救济权利与监督行政的内在紧张关系，但这一规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立法者的初衷都难以实现。

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在强调个人利益的国家，公众更加信任法官而非行政官员。

（3）社会需求无论是作为行政救济还是行政法制监督，行政诉讼都只是手段之一而已。2．多重立法目的之间没有主次之分立法目的指导具体制度的设置，立法目的应有主次之分，否则在具体制度的选择上无法取舍，有时甚至出现矛盾的情况，使整部法律缺乏统领性的指导思想。

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缺乏健全的监督体系或者监督体系不能正常运转，致使行政权的行使出现监督的真空。（二）行政诉讼的实施条件制约目的1．制约行政诉讼立法目的选择的因素行政诉讼的性质是决定行政诉讼立法目的的内因，而行政诉讼运行的客观环境是制约行政诉讼立法目的的（1）历史传统在强调公共利益的国家，国家权力是社会的重心，公众对行政机关的依赖性较高，行政权力强大。这三方面的性质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表现在立法或者司法实践中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在判例法国家尤其如此。行政权的无限扩张不仅会侵犯公民的权利，还会僭越其他国家权力，因此为了保持权力之间的平衡，以司法权来制衡行政权。2．我国行政诉讼的宪法依据追问行政诉讼的性质决定立法目的，是否正确认识行政诉讼的性质直接影响立法目的之选择。世界各国的立法实践也证明，还没有追求单一目的的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都是多元的。

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行政诉讼宪法层次的依据不足，是导致对行政诉讼性质认识不清的原因之一。

目的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地基牢固，剩下的就只是添砖加瓦的工作了，建起来的房屋才经得住风吹雨打，不至经常修补。

（二）我国现行行政诉讼立法目的之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条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公民可以使用的方式包括申诉、控告和检举，而不限于提起诉讼。

上述三个不同方面的性质决定了行政诉讼的立法目的范围：保证法院审判程序的顺利进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和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从实践来看，只要原告申请撤诉，法院基本都会允许，使撤诉审查的规定形同虚设。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入宪法，标志着人权观念在我国正式从一种道德意义上的权利向法律权利转化的开始，这体现了国家对人权的高度重视，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法治建设。在这种家国一体的理念下，不可能产生以国家社会二元对立为基础的行政诉讼制度，更难以将行政诉讼作为公民对抗强大的行政权、维护自己权利的一种手段。

脱离客观规律追求某种目的，必然背离事物的本质和初衷，但并不能因此将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作为行政诉讼立法目的的特征之一，这样便难以将行政诉讼的目的与功能区别开来。行政机关的侵权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为了避免行政侵权而使国家行政回到消极的状态，唯一的方法是建立有效的权利救济机制。

由于立法者认知能力的限制和社会的不断发展，这种预见可能完全符合未来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可以说立法目的是该部法律的灵魂和精神。

本法第10条第2款第2项不受本款的影响。我国社会长期以来行政权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强调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

二是想要取得的结果{1}。这一规定是对行政诉讼性质认识不清导致的结果。如过度强调行政诉讼之终极目的在于人民权利之保护，忽视其行政适法性控制功能者，实有轻忽行政诉讼制度特有构造之嫌，未必有益于行政诉讼理论之架构。个案的诉讼和救济虽然也具有实现公共利益的客观效果，但这不应成为立法者的主要追求，而是通过个案救济产生的附随效果。

从客观效果上看，行政诉讼有确保合法行政权威、扩充合秩序的行政权力{4}的作用，因此维护行政应是行政诉讼的功能而非目的，这种功能应是行政诉讼法实施所引起的附随的客观效果，而非立法者主观追求的目的。总体上，性质决定目的，但这种决定作用是从宏观角度而言的，如果仅停留在这个层面，那么各个国家的行政诉讼立法目的必然整齐划一。

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传统主张无讼、非讼，父子、君臣之间的伦理关系背后体现的是服从的理念。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同一行为可能同时具有多种目的，立法目的亦是如此。

如果按照该学者所主张的观点，行政诉讼的不同层次性质决定了三个位阶的立法目的，那么不同国家的立法目的就应整齐划一，一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立法目的也应是一致的，因为性质已内在地决定了立法目的，性质不变，立法目的就不应改变。法院的监督成了公众最便宜选择的监督方式。